SOHO的项目没有小到可以承受这种风险。

　　张欣：别忘了，我们可不是为自己盖房子。如果是建造自己的家，我很乐意做各种各样的试验，失败也无妨，后果我承担。但我们是在为他人盖房子，业主不是我们。房子建好以后就要销售，所以我们不应该将试验的风险转嫁到他人身上。

　　在设计方面，人们来看房的时候已经了解了它的设计，所以这并不是一个隐含的风险，它就在那儿。但是业主对其中的技术和材料并不了解，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也格外谨慎。

　　你说，你们为他人盖房子。我一直很想知道，作为开发商，你是如何定义这些“他人”的。

　　张欣：是指业主吗？任何人都可能是，任何想置业的人都是业主。

　　当然，但是思考应该远远不止于此。我想你们一定要对开发进行定位，明确它在城市或相邻区域中扮演的角色，一部分角色的定位依赖于你们希望吸引的人群。吸引到这些人之后，对这种行为的促进会让产业的价值飙升。

　　张欣：我们与这些创意十足的建筑师合作，就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工作一清二楚。没有人要求作为开发商的我们做出任何在建筑上有趣的东西。我们销售办公室、公寓或者店铺的时候，独立店铺或公寓的买主大多不太关心外界。他们关心的是，“噢，这是间很棒的公寓”，而非建筑，规划，景色以及这一切与城市的关系。所以我们很清楚，不关心建筑也能成为成功的开发商。然而，我们也知道，从一开始就知道建筑的尺度影响城市的面貌。即使我们建造的目的是功能性的——我们建造公寓和写字楼，人们也需要这样的生活及办公空间，我们的开发工作仍然要具有自己的文化识别性。

　　以长城为例：它出于防御功能而建造，现在却不再需要这一功能，而是成为了我们文化和历史的象征。我们今天建造的建筑背后的技术，审美，精神，也反映着我们此刻面对的世界。我们很早以前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不是市长或者什么人要求我们把建筑做得出色的。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赋予了自己这种责任，对自己说：“做有趣的建筑吧，因为它会让北京更有意思。”

　　我们开始SOHO现代城的项目时，北京几乎是清一色的灰。没有人与(国际上)的建筑师合作。所以我们与一位提出为建筑上色主张的建筑师开始了合作。这个想法让我们十分兴奋，我们觉得“那一定非常棒！”。这是早在14年前， 1996年的事情了。两年之后建筑落成，我记得南华早报采访了我，文章的标题叫做《为北京带来色彩的人》。

　　现在来北京，你会发现处处是色彩，却没什么好稀奇的了。这种现象不再是一种突破。但在那个时候，这对于城市是一次有意思的尝试，也可以说这样的尝试鼓励了更多的人敢于作出不同的思考。我们也从中学到，每一次冲破藩篱的微小努力都能激励更多的人这样做。我们开创了“ small office-home office”-即SOHO的概念——现在你会发现SOHO模式的项目遍布全国。我们认识到，北京具有影响力。其他的城市和省份常常来北京学习，也经常模仿。

　　在长城脚下的公社项目当中，我们邀请了十二位建筑师进行深入的想象进行设计。之后，这种想法在许多省市得到了复制——在山上，在海边等等。一旦一个过程开始了，就能演变成更大的圈子，这是振奋人心的，也让我们感到骄傲。

　　再谈谈模仿的话题吧。你说，北京具有影响力：开发商和建筑师来到这里接受启发，再回到家乡建造相似的建筑。当然，这让你的工作显得重要起来，但也会有一些尴尬。因为，扎哈•哈迪德式的建筑很可能被曲解为仅仅是一种疯狂的形式。优秀的建筑具有一种无法被模仿的思想深度和美学力量。我认为纵观北京和中国，越来越多的建筑被想象力丰富的设计所启发，却没有把握到让这些设计灵动起来的精髓。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整个区域充斥着粗暴而平庸的建筑。我明白你并没有关注这种现象的义务，但我想知道，作为一支将非传统建筑带到中国的主要力量，你们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张欣：环顾四周你会发现，盒子形状的建筑依然占据主流。我的意思是，它们至少占 99%，流动的形式依然是极少数。也许有些这样的建筑吸引了大量的眼球，比如(由保罗 •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但这样的形式还是不多见。

　　你知道，我们与扎哈合作了三个项目。这是通过他们自己的实力得到的——他们在和其他伟大建筑师的角逐的竞赛中脱颖而出。现在，一旦这些建筑建成，我们达到了预期目标——高质量，成功开发就一定会有许多人想要模仿。但我认为，你不必认为模仿的质量都很差。十年前，你绝不会相信重庆和杭州能拥有今天的建筑品质，因为那时的建筑很差。十五年前的北京也不会让你想到，今天的它能够拥有这么多高品质的建筑。

　　我认为，一旦拥有了技术，你提到的反面例子也能成为人们学习的素材。你可以面对这些建筑说：“我想要建造一座这样的建筑，但是先看看它有哪些问题吧。”对于训练有素的眼睛来说，问题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人也能让问题迎刃而解。

　　我想这就是中国快速大规模城市化的一个益处——太多建筑涌现出来，坏的想法和建成作品恰好为他人作反面教材。你不需要对建筑小心翼翼地珍惜。在技术发达的西方或者日本，开发的速度很缓慢，每栋建筑都举重若轻，失败的设计或者施工都会被视为一次宝贵机会的错失。

　　张欣：无论到哪里，我都会参观施工现场，看遍了世界各地。不得不说，中国现在的施工水平还不错，尤其是在这样的速度之下。我刚刚参观过了纽约的施工现场。它们有各种原因引发的各种问题，但最终结果处理得很缓慢。由于时间安排很松，其他的事情也都出现问题。看到纽约最好的新建筑，我想，“中国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做得比这还好。”因为它们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建筑工人)联盟等等，这些都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施工过程，但结果不理想。这也是中国快速成为世界工厂的原因。许多奢侈品都在中国生产如iPhone和很多东西都是中国制造。十年前你不会相信中国可以生产出这种质量的产品，日本韩国也许可以，但不是中国。我认为一旦有了速度、决心、低成本人力和努力的人们，你就能做到。就拿《Domus国际中文版》来说吧，谁会想到它会在中国出版呢？十年前你不会相信的。当我在十五年前开始这项事业的时候，国内所有的设计杂志还是黑白印刷，纸张糟糕。现在我们生活在一切都可以快速传播的社会，意大利起源的技术或技巧很快就能在全世界进行复制。

　　咱们回到你们的第一个项目，SOHO现代城。你说SOHO现代城最大的贡献是为北京带来了色彩，北京现在的样子证明了你们的影响力。

　　张欣：噢，我已经厌倦颜色了。(笑)

　　(笑)没错。抛开最终的接受程度不谈，我知道在那时，这个设计存在争议，许多名人都表示反对。我想知道更多当时的情况。

　　张欣：我们在SOHO现代城项目上做了一些实验。在建筑上，我们试着加入颜色。在产品方面，我们尝试了“居家办公”的模式，楼上居住楼下办公。我们还召集了一些艺术家在施工现场创作，举办艺术展览。遗留下来的作品，就是你(在 SOHO总部)看到的猪形雕塑。这些艺术家本来把它们放在了(SOHO现代城)办公楼的入口，造成了很讽刺的效果，因为西装革履的人们要绕过一群猪才能去上班。但是一个穆斯林餐厅的老板前来抗议，不想让这些猪放在外面，因为这里是公共空间。于是我们就把它们拿走了。

　　除了我刚才提到的三件事——色彩，家居办公和艺术之外， SOHO现代城真正革命性的地方在于“精装修”，也就是一切细节都打点好了的公寓——家具和一切都已齐备。

　　那时候，所有的房子都是一个水泥壳，没有谁家愿意住在千篇一律的公寓里——谁都希望表达自己的创意。但是有一位艺术家拍了一段有趣的视频，他的名字叫汪建伟，拍摄了一栋刚刚建成的建筑——一个只有水泥和管道之类的空壳——但是每栋公寓都已经装修好了。他敲门走访住户，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这样设计？”这些家庭回答他们喜欢这样或那样的东西。他接着问是谁做的装修设计，住户回答某某公司。就这样，他到每一层都提出了这些问题。走了十层之后，他发现这些住户雇佣的是同一家装修公司，也就是承包商，而这家公司根本不具备设计能力。这件事清晰地展示了人们对自己创造力的错误估计，现实是家里没有人会设计，于是就依赖同样没有设计能力的承包商。

　　我那时已经知道了这样的情况。我去过很多这样的住户家里，发现它们千篇一律，设计也很糟糕。于是我们有了提供装修完善的公寓的想法，这样业主就可以直接入住。

　　有人说，我对特立独行的向往不会允许这样的做法。我记得，我们做了四种风格的样板间：一种选用了中式传统家具，一种是宜家风格的现代家具，一种选择了更加艺术化的表达，等等。这些样板间告诉人们，即使是在标准化的装修——木地板之类的东西之下，你仍然可以通过家具的选择和摆放这种自己会做的事情来表达自己的创意和风格，而不是通过自己不会做的事情，比如设计灯光、地板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