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张家窝是一个十分迷人的新城镇居住区项目。在项目完工后您得到项目的相关反馈了吗？

　　戴赖塞特尔：是的，我们得到了一些反馈。在我们项目开始前，那里的水以及邻近的景观污染很严重。从一开始，我们的方法基本上就是收集城镇中的每一滴水，之后经过不同步骤来进行过滤并减缓雨洪的过程，最终将洁净的水收集进入河道。事实上，运河被完全从一条污染的河道转变为了一处自然的河流景观。在一年之内，河水变得清澈透亮，周边的孩子们都乐于来此玩耍。我们非常高兴看到这种景象，特别是在夏天，因此我们修建了一些平台，父母和爷爷奶奶们可以坐在那里，看着孩子们玩耍。我们还添设了一艘船，孩子们可以泛舟穿越水面，甚至一些人还在那游泳!从这个项目中我们学到了很多。中国的人们是与众不同的，他们需要具有活力的设计，从而使得所有人都能够乐在其中。

　　我注意到您的项目覆盖了相当广泛的尺度范围，在面对一个河流汇水区和一个小型的城市广场的项目时，有什么考虑上的不同吗？

　　戴赖塞特尔：我不得不实话实说—无论是一个数英里的大项目，还是一个小的艺术项目，所需要的精力和考虑几乎是一样的。对于我来说，尺度并不真正影响什么。通常，我会在一些小尺度里发现大项目中问题的答案，反之亦然，我也能够在大尺度项目之中寻找到小项目的新想法。它们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

　　我喜欢这样，这使得我的思维更加灵活多样。中国有句古谚：“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从 字面意思上讲，这反映出了水的自然两面性。

　　戴赖塞特尔：是的，在我所有的研究和项目之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水不仅仅只是一个美丽、安静的元素，它同样也是非常危险的。当我们看到洪水时，例如最近泰国所经历的，你就能了解到水的力量。特别是在城市之中，这种危险更加突出。我们并没有对水投入很多的关注，水迅速地分流，迅速地流入溪水和大海中，在我们的城市环境中水难觅它的一席之地。这样自然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包括水源破坏、洪水爆发、侵蚀问题、污染问题、旱季缺水等等。这也是我们为何将水的和谐与平衡看得如此重要的主要原因。城市水文和景观设计两者相结合，能够为我们的城市水景观带来更多的和谐和可持续性。我们在新加坡有一个项目—碧山公园(Bishan Park)，它建立在城市中一整块汇水区上。我们在那里收集、处理雨水，减缓水流过程并创造出一条新的河流，作为整个城市主要的饮用水来源。这是一项真正的生态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一个充满趣味的尝试，将自然与具有文化性的城市主义结合了起来。

　　就文化和社会文脉这一问题再向您更进一步讨教，您认为它们会受到外在或传统环境的影响吗？就如泰晤士河之于伦敦，多瑙河之于维也纳，西湖之于杭州。您是如何将这些元素融入到您的设计中去的？

　　戴赖塞特尔：它们对我设计的方式而言非常重要。整体氛围—人们如何思考、如何移动、人们具有怎样的社会和工作关系，以及他们的精神概念—根据所处的地点和当地的条件，这些方面都各有不同。每一种文化都具有未来发展的潜力，我很喜欢找出地方文化以及项目的独特之处，以及它们在未来的10、20或30年内可能的样子。我更感兴趣于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发展的变迁。我通常喜欢研究未来会如何发展变化，而最好的专家就是当地的人们。我们以这样的动力自我鞭策的话，便能够得到最好的想法。我经常开展这种“展望未来”的研讨会。

　　坦纳喷泉公园就是基于我们开展的一个 研讨会而创作完成的，我们邀请了300名居民共度一个周末。在观看了当地艺术家的艺术表演、水景实验以及一些绘画之后，我们请他们想象一下25年之后公园的样子。我们在小范围之内征询创新性并汲取勇气，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意见。就如曾有人尝试以蜘蛛的视角来观察，尽管伴随着很多的滑稽和嘲笑，但他能够清楚地知道公园究竟能够是什么样子。虽然并不精确，例如并不知道一座桥的具体位置在哪里等等，但这种方式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种我称之为“气氛”、“时代精神”、“地方特色”的东西，它们能够将场地与当地的文化紧密联系起来。超越了有形的外在、气候条件等等，这些是将西湖和多瑙河相互区别的原因所在。这是一种最深入体会的研究，当我感受到并知晓了与场地的联系之后，才能得出适宜的方案，这样我们才能够创造出真正符合此地的设计。

　　自您成立公司以来的实践之中，哪些方面曾对您有所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您的方法是如何发生改变的？

　　戴赖塞特尔：我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从1980 年成立个人公司以来，我一直努力地去认识水。我们进行了各种实验，尝试了很多事物，制作了1:1的模型来理解水体的自然变化、它是怎样流动的、如何才能展现水的美丽、如何避免出现枯燥的千篇一律。我从以前的大师那里学到了很多，他们通常都是非常严格和精准的，切实地关注水是如何运作的。对我而言，我的哲学是更加关注于过程，而非结果。

　　一方面是观察物质：观察景观如何缘起，因为水在这个尺度上是一种非常强有力的力量。每一种景观都是要通过沉降、侵蚀、移动转换等等，才被创造出来。而唯有变化是永恒的。另外一方面需要学习的则是哲学和社会的品质。我们的内心感悟引导了我们的思想，引导了我们如何创建城市，以及如何对待我们的景观和环境。也可以理解为，我们的内在精神和社会认知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因此对于我而言，这是很重要的另一个出发点。我认为，这在所有的文化中都很重要，而因为在水和内在精神领域拥有丰富的文化和智慧积淀，这一点对于中国而言也许尤为重要。

　　综合这些因素，我产生出了观念，然后进行我的设计—设计并不只是一个偶然的结果，更是一种非常深思熟虑的产出，它源自于深入的理解。

　　您事务所的工作范围非常广泛，包含着整体系统的应用实施。您能描述一下您是如何同您的顾问团队进行合作的吗？

　　戴赖塞特尔：我们是一支拥有80名员工的多学科、多文化背景的团队，由景观设计师、城市规划师、土木工程师、水文工程师、模型制作师、建筑师、环境工程师以及艺术家组成。我的合伙人迪亚特·格劳(Dieter Grau)、格哈德·霍勃(Gerhard Hauber)，和我一起运作着整个的核心团队，我们的顾问以最优质的配合进行着出色的工作。我们拥有着顶级的团队，我们与世界顶尖的研究机构合作。我认为我们团队的规模很好—有些人认为我们人数太少了，但是我认为团队中核心的专家与新鲜、年轻的毕业生一起工作，并保持交流的畅通很重要。

　　我们会进行非常有趣的团队活动，例如，在今年夏天我同新加坡团队一起去了马来西亚的一座小岛。针对“土地和水”的主题，我们绘制了坚挺和柔和、笔直和弯曲的线条。我总是试图使我的团队对这些基本特性更为敏感。然后我们进行了潜泳，我们能够看到海洋之中的形式和形状。回到岸上之后，我们分为4个小组，经过探索和拓展，每个小组形成了一个概念。在两天的行程结束之后，每个小组为整个团队进行了汇报。所以，我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师，我正在做的是将机会赋予整个团队，使其能够创造出新的想法与新的理念。员工自身开始成为一种学习型的团队。我们也会定期从外面邀请专家来开展一些讲座，这很有趣，对于团队很有意义。我们的不同办事处之间同样也有很多交换的机会，我们的团队成员来自 中国、新加坡、美国和欧洲。我们试图将团队进行混合，同时也使文化有所融合。在设计时，我希望能够保持地区的特色与品质，因此对于我们而言，文化的敏感性和认知度非常重要。

　　您遇到过的挑战都有哪些？在未来，您期望有哪些新的进展？

　　戴赖塞特尔：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我们社会的快速变化。例如，东德和西德的统一对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来讲非常震惊。在柏林市中心的波兹坦广场(Potsdamer Platz)项目中，我恰巧在那段时间里从事着这个热点事件的相关工作，而且很幸运地通过我的项目在象征意义上将东西德联系了起来。通过与伦佐·皮亚诺 (Renzo Piano)以及其建筑工作室的合作，我们试图在我们的设计中反映出这一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变化。当我们考虑未来的时候，我们经常抱怨，说这些城市运作不畅，人们一成不变，每个人都想要开上高档车等等。但是我认为环境会向我们发出更多的挑战，我们需要转变我们的条条框框和先入为主的观念。人们会非常快地发生变化，因为如果我们继续这种生活方式，很显然，我们将在地球上自取灭亡。

　　的确，我对未来的看法非常乐观，我看到希望，这种希望是激励着我作为一名城市设计师、艺术家和景观设计师的动力。我推崇变化和新的观念，我也相信我们的行为模式已经发生了改变。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水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水很灵活，就好像它对新事物都抱以开放的姿态，并勇于推陈出新。水并不只是在破坏，它也会进行建设，它是生命之源。

　　除了上述的解析之外，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发展，并认为我们的职业以及我们所做的事情并不仅仅是为了某一个项目，而是为了给所有后辈指明对于未来的愿景和方向。这就是我为之奋斗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