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即将于6月7日拉开帷幕。在此之前，双年展的总策展人、荷兰建筑师和理论家雷姆·库哈斯接受了笔者的采访，谈论自己对于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主题的思考，以及他在中国的实践。

　　今年的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你提出了一个问题：国籍身份去哪里了？就像你说的，“已经成为现代性的牺牲品了”。有些人可能把你的观点视作与弗兰姆普敦的地域主义如出一辙，你怎么看？

　　库哈斯：肯尼斯·弗兰姆普敦是个聪明人，但问题是他把地域主义看作国际化发展的解毒剂。他这样做就是歪曲了地域主义的来由，因为地域主义的突然发起是基于个人原因，这个原因并没有持久性。然而，国籍身份是个开放的问题。比方说，乍一看，荷兰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国家，但仔细观察，你可以看到很多新建的、有民族风情的类乡土建筑和类古堡建筑，并不是真正的本土特色。再看看赞丹(荷兰西部城市)，这就是所谓的乡土建筑集群。

　　我很了解当下的状况，所谓的现代建筑绝大多数都成了现代主义的噱头，传统主义因而获得了空间，但也是华而不实的。这就像一组互相联系的花瓶，动了一个会直接让别的也跟着一起动。我更多地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看这个问题，而不是从建筑学的观点来看。最近几年，我称之为“类乡土”的建筑已经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增长，尤其是在欧洲。

　　如果赞丹代表一种类乡土，作为一名荷兰建筑师，你觉得荷兰建筑有什么样的特质？

　　库哈斯：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我在印度尼西亚度过了童年时光。在八岁的时候，我的父母把我带到雅加达。我从一个废墟移居到一个非常混乱的热带城市—一个非常欢欣的地方—当时那里正好独立了。我去印尼的学校，说印尼语，表现得或多或少都像亚洲的孩子。

　　当我重新回到记忆中的荷兰时，已经12岁了，我从来没有觉得那种已经完成迁徙的感觉有多舒服。从此，我的很多爱好都清晰显现出来。我，一个孩子，完全浸透于“荷兰风”—还有这种风格的复制品中。所以，我想说的是，我要比荷兰人稍微不那么教条一点。你可能会讲我就像受蒙德里安吸引一样，被巴蒂克印花法吸引。我想说，我的作品是在这两方面中间游走的。

　　就因为这样，你对亚洲很感兴趣，对吗?我想到了你和汉斯(伦敦蛇形画廊负责人Hans Ulrich Obrist)合作的书《投射日本：新陈代谢如是说》(Project Japan：Metabolism Talks……)。

　　库哈斯：是的，特别是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日本作为一个非西方国家，那里的建筑也十分前卫。我所感兴趣的“新陈代谢”讲的就是全球化如何重整建筑区，从某种角度来说，西方的城市范式不再能够满足所有城市了。我感兴趣的是，早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就已经实质上宣布了西方霸权的终结。

　　你在中国的作品(CCTV大厦)一直争议不断。你如何回应这种抨击？

　　库哈斯：当然，我们没有参与任何与客户价值相违背的项目。我们会真正地去解读客户的价值观。

　　以中国为例，我1995年第一次去那里，远远早于2002年CCTV电视台大厦竞标。当时，我和哈佛学生一起工作，或多或少地了解了一些这个国家正在发生什么，会往哪里发展。这让我们对中国会如何发展有一种赌注式的政治信仰。但是欧洲国家就很愚蠢地觉得自己的模式是唯一可行的。

　　在柏林墙倒塌后，有很多人都期望世界会变成一个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的无缝对接社会，但我并不是这样想的。相反，越来越明显的是，各种不同的混杂系统和不同程度的**模式将整合在市场经济中。我觉得我是对的，不仅仅是关于央视大楼的设计，同样是因为我参与了中国的发展。

　　我相信中国媒体也会有很大改观。现在CCTV有英语频道，这本身就意味着它需要更加全球化，积极参与全球性的英语世界。有趣的是，发生在相邻的电视文化中心大楼的一场大火促成了媒体的现代化，因为他们首次向中国公众道歉，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报道关于自身的灾难新闻。